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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六章 古董先生谁似我46（第2页）

他烟瘾极重，上课时常一手拿粉笔，另一只手必拿烟卷，课讲到精彩处，他不时拿着烟卷便往黑板上板书，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。

讲台之上，于先生天花乱坠，讲台之下，学生欢笑四起。

师道既尊，学风自善。

学生们或抱着书本上课去，或三三两两讨论中，老师夹在学生中间，说到兴起，大家相视大笑，分不清谁是先生谁是学生。

彭明章在子云校主张育“人格教育”，反对学校成为“贩卖知识的商店”，倡导“对学生因材施教，引导其自动、自由、自治与自律，不加硬性拘束；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，自文学、艺术、科学、数学以至体育、运动，无不注重。”

他和郭校长，极赞同《爱的教育》译者序言中这样批评当时的教育：

单从外形的制度方法上，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，而于教育的生命，从未有人培养顾及。

好像掘池，有人说四方形好，有人说圆形好，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，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，反无人注意。

教育上的水是什么？就是情，就是爱。

教育没有了情与爱，就成了无水的池。

任你四方形也罢，圆形也罢，总逃不了一个空虚。

彭明章的办学理念并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，而是落地到日常的点点滴滴：课程设置，教师招募，评价方式，校园设施，无不为学生的人格发展而服务。

他新招募的英文教师丰先生，所教的英文课程，从来不举行考试，他有一项绝招：相面打分。

每当学期结束前，要评定学生成绩，丰先生便坐在讲台上，拿出学生名册，一一唱名。

被点到的同学，依次站起，丰先生如相面先生似的，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一看，便定下分数。

他对没有十分把握的学生，就请对方到讲台前，略为谈上几句，然后定分。

有学生家长向校方反映不满，彭明章笑一笑，并不去干预丰先生。

因上过丰先生课的同学们都说：“丰先生看人打下的分数，其公正程度远超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，我们是心服口服。”

丰先生怎么能凭学生的外表来打分数呢？他说：

“假如使我只在讲台演讲，一个班五十几个学生，多半见面而不知名，小部分连面都不认得，到了学期终，叫我出十个考题给他们，而凭这十个考题，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，打死我也不做！”

所以丰先生反其道而行之，凭着他超强的记忆力，让他所教的学生，在几节课下来，他自己便能直呼其名，然后他在课堂上，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，因此还未到学期结束时，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，他心里甲己有数，这就是他敢于“相面打分”的底气。

在“五四”运动十周年纪念日，彭明章建议郭校长在子云立一块“五月九日国耻纪念碑”。

因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下午六时，为日本**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条约《二十一条》最后通牒期限。

彭明章的倡议得到子云师生的拥护，大家自筹款项，建碑明耻。

立碑之日，彭明章对同学们说：

“时光催人老，屈辱永远忘不了，惑者知返，迷途不远。

我们立碑明耻，是因大好河山，岂能任人宰割！子云人不幸生长于国耻之中，自当负特别之义务。

筹款建碑时虽晚，但爱国之心无分先后。人有爱国心，品格值千金，事业重千斤。

同学们，世界风云今日高，倭人觊觎心不消，盘距胶东，染指东北，时时刻刻都在为侵吞中国作准备。

国家积贫积弱，子云翩翩子弟，当慷慨悲歌奋当先，竖起脊梁作事，放开眼光读书。

来日出门击剑行，清扫胡尘献己责。”

趁同学们爱国激情高涨，郭校长让彭明章和于先生编著一册《东北经济地理》讲稿，为子云学生必修课。

郭校长语重心长对同学们说：

“这门课与考试无关，与升学无关，但关乎民族情感，关乎历史使命。

国家的现状也许令你们有些沮丧，无数中国人在贫困、无知、疾病、压迫、文化解体和信心丧失中煎熬和**。

军阀之间连绵不断的杀戮、监禁、纷争和猜忌，像一场广泛的慢性疾病，荼毒着我们脚下的土地。

谁能无视这样的现实？但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，同学们应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――苦难的母亲。

而当每一个中国儿女都能起而为之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，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！”

郭校长的话，仿佛一阵悲风，隔着长城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，让同学们的心和着一股硝烟呼啸起来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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